今天开始屯技巧8.11漫谈之后终将面对所学”与所用”的断裂，终将以延宕的心处理现实有为了赚钱，抛弃文学而全心处理项目、学习无数种行业知识的人。有为了适应文学，把自己送入体制内的人，怀着一点我是不是无趣了呀”的忧郁和信奉现实的坚定。有靠着一技之长，用温柔的心去经营的人，把本来无法盈利的东西调整为能够小本营利的状态。有疲惫地劝所有人按部就班，付出了一切的人，却失去作为自我”的那些回忆和经验。我想。想让生活的至高和生活的方式融合。当我发现我未必有通往融合的方式时，这种想法就显得沉重。要做到这一点，就像每一次考砸了一样，也是要整理改进list的。——时间表排好了按部就班，就是这样。时间。是回忆也是现实，能储存也能干预。这是评论时间的危险之处，但是这种危险也是必要的。为了制定list，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被我的想法击沉。所以，我所怕的危险，终究是要面对的。——那么之后补全知识的同时，也注意整合一下我的视角吧，哪怕我的视角被说是干预现实、别有居心，也没关系。干预现实”，不是毛时代文化的遗产吗？至少到我这里，想清理毛时代的文化，还不至于就无路可走。然后了解所谓的社会主义异化”也就清楚了怎样整合现在的雅俗，不单单是文化，也包括技巧上的关系。不管最终能记得多少现当代的梗，关键是知道为什么用梗或者为什么不用梗。直到我脱离梗区，仍然能理解共识”。也要记得这种分析对我来说的最终目的是融合生活的至高和生活的方式（意味着分析的程度也决定了我能干预多少现实、是否以干预为存活方式和目标）。直到我脱离梗区，不单单只会听话，还会造话。延宕的心，如果不想清楚的话，什么是都做不了。——所以呀，定了目标才会有野心的话，那就只好先自省再定目标，再熟能生巧。这也是李陀的文学理想总与对文学状况的反思有关的原因（现当代的话，表述成主观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就可以了）。反思、理想和练习，在人的经验之上，筑成小说。对我来说，如果只有理想，我就只能面对李陀、许子东他们说的没有批评的时代”。所以呀，我不能够，只有理想。许子东&李陀：文坛要有争论，当代文学批评非常软弱我想戴锦华老师说的边缘”和主流”之间的模糊地带也是由历史而来。和我本来以为的不一样，现当代文学根本不是历史太少、体制不全，而是不能被发现它有太多历史、太多遗留的体制意识，不能被发现我们还有其他选择的空间（而非选项”）。否则，对历史的清理将会带来更加无法被管束的意识形态”；文学等等用于表达的技术除了选择借鉴历史”以外，除了被认为受时代影响”以外，没有可信的思想框架去总结技术本身的历史。文学史不应该单单是作家史、思想史，还应该是它自己语言运用技术的历史。这一点是通俗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但纯文学史，本来在古代、现代，很大部分与政治联系不太紧密，最终却仍然被写成片段性的个人天才”、经历”的表述。这是我认为我无法从纯文学史中提取到太多可用知识的其中一点原因。（其他原因大抵是对历史和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存在误解）我不要你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但你必须要看到整个社会权力结构整体地在倾扎什么人，压迫什么人。”——《戴锦华：今天的中国电影，哪个不是中产阶级的？》我说过要去看戏剧史，现在想想，文学史里，就算是戏剧、言情小说，也有着技巧发展逻辑！只是在左翼（建成体制前急病乱投医”和建成体制后的神秘化、复杂交际、严格规范）范围内，这些技术才显得杂乱。——如果我只看8090年代的纯文学，必定也是同样的杂乱，那些评论家似乎无法理解写作为什么会从另一种角度获得好评（这方面的总结必须做好史料工作，免得又陷入思潮＝文学的连线题才行）。俗文学我能知道的是歌词的兴起，其他国家畅销书，本国新媒体和知识付费但是，如果从媒介下手的话，出版社、报刊、音乐、电视、网站，这样会清晰很多。（哎建国以来千方百计否定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思路，现在不是又在媒介发展史里重现了吗？他们在说什么启蒙和救亡是一体两面啊，有考虑过20年代以前左翼以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人吗，有考虑过在左翼知识分子语境里救亡是如何盖过启蒙、甚至导致内部争论的吗，又有考虑过政治在什么时候才占有了这两个词吗。就算是鲁迅，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也只是他后来的反思，从心理学角度还可以解释为是忏悔。这些历史叙述，我暂且放着不管吧，先做好新的一种思路，再想想怎样用更大的框架去存放中国这种后毛泽东时代的现实（不可避免要面对政权合理性的讨论，比如，毛泽东对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进行中国化，其实这种共识不仅潜藏着合理性，也包含有推理出异质性”的起点。如果我不迷恋辩论，就有列史料的可能了。））如果史料可信，讨论文学技巧的历史也就能剥离出依赖思潮”的那一面，细细对比文学要素的处理方法了。同时，它的生产环境很可能远远比给定的思潮要更容易影响技巧呈现。至于环境决定题材的单一论甚至题材决定作品价值的观点，我想只是左翼环境里有效而已。（嗯，这样，洪子诚老师说到乡土小说不同于农村小说，也就有了一种对照确立的意思，只是他不会细谈80年代后知青和农村小说的定位，或者说，在那种视野范围内暂且不包含。——哪种视野范围？）史料的蒐集、整理很难说有‘纯粹’的，它总是与文学典律，与对文学历史的理解，以及与现实的问题意识有密切关系。”——《洪子诚专访|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有个问题。洪子诚老师说过这本书的范围，很明显，他剔除了我想要梳理的部分（包括当代港台文学），强调了社会主义”环境——大概也是说体制。——可以这么说。在体制内的发言，理论问题只有毛泽东说的是正确的”（据说是周恩来劝胡风，《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所以在思想混乱”的90年代及以后，党内必然是缺少这么一个毛泽东，所以过去余威比当下更能成为规范。文学史因此只能从个人，而非体制给定的适应环境的新角度。（异化、左右之争等等，显示出过往讨论的程式，而不再被什么组织强行干涉，反而是《河殇》一类作品仍然受到直接的封禁。也就是说，过往权力通过讨论去控制，如今显示了讨论中的不在场和依旧的权威，因此成为表面上的开放和实质上的专制（专制”，语出钱理群反思毛泽东时代的论著）。）结果，文学的评论延续安全”的旧模式，而新的技巧很难因良好的阅读观感而取代那些冗长的、有权获奖的作品，进入文学史的中心线索。技巧革新仍然被冠以现代派之名，屈居19世纪现实主义之下。因此我们无法详细分析那些真正影响了我们的作品如何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以技巧而非主题脱颖而出，哪怕是王小波也被视作思潮”以外的特立独行者，用玄妙的趣味”加以定义，而缺少分析（啊，说到这个，我真心觉得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技巧上的联系，和中国式的在情景”中调侃时事的幽默）。中国式”一词到底能用在多少类别的文学技巧上，蕴含着什么样的写作进展。我有感觉，这个问题是脱离题材决定论，汲取自己能用的知识的最直接的障碍物。【漫谈|今天开始屯技巧查看网站：漫谈|今天开始屯技巧】